［内容提要］现代化反映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文明范畴，具有继承性与赶超性、整体性与普惠性、持续性与协调性、和合性与世界性的文明特质。中国式现代化升华了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统筹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充分尊重和保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开辟了世人向往的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宽了世界文明的维度和向度。中国式现代化拓新了社会主义文明叙事，传承并焕新了中华文明篇章，展现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图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特质 文明向度 文明图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为在新征程上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一些学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发展历程、主要特征、内涵实质、哲学逻辑、世界意义及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上展开讨论，基本厘清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命题下含括的若干基本方面，为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笔者拟引入“文明”视角，引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
一、以文明视角分析中国式现代化
从词源上看，文明与野蛮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氏族解体、社会分工出现与商品生产的发展，人类逐渐摆脱了野蛮蒙昧的原始状态，迈向新的“文明时代”，即与愚昧、粗野和“未开化”相对应的历史阶段。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经常用“文明”来指代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物质成就和精神成果，多次在广义层面使用“文明”概念来概括一定地域的历史主体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的成果，如“印度的文明”。阿诺德·汤因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一个成长中的文明定义为经济、政治以及狭义的‘文化’等文化要素和谐一致的文明”。
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具有同一性。作为社会发展状态的总体性表征，人类历史上孕育的文明，往往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紧密相连，是变动不居、动态发展着的，一般来说，“朝着人类幸福的目标前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人类社会，考察并论证了人类“开化后”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揭示了人类文明演替的大致趋势。《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已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是人类文明最高表现的先验主义论调产生了怀疑。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直接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浸润于“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相继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上逐步建构起新的文明观，揭示阶级社会文明演进的基本趋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并阐发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文明发展规律。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此前关于五种所有制的构想发展为“五种社会形态说”。列宁继承并推进了该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始于原始社会，历经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更迭过程。列宁指出，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出现须扬弃其他低级社会形态的文明成果，“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不仅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中的进步部分，还需要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图式适当结合，“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
在西方史学界，以文明史叙事探询历史的内在规律已有相当积淀。汤因比正是从文明的角度考察人类历史，认为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最小单位不是各个民族国家，而是各种文明形态，应“以文明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来观看历史，将国家视为文明生命中一些从属和短暂的政治现象，因为国家会在文明之中出现又消失”。费尔南·布罗代尔同样重视文明史研究的宏观视野，他指出：“文明只能在长时间段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握一条逐渐呈现的主线——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种东西”。应当说，文明史观和文明视角确是观测全球化未来趋势的一面有益透镜。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文明的冲突将支配国际政治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局势变化和国际冲突将不再由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导致，其根源应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亨廷顿认为，一类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文明不只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文化集合，也是人们最广泛的文化认同，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显著区别。文明是由共同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和主观上的自我认同来界定的。在《不是文明是什么？——后冷战的世界范式》一文中，亨廷顿宣称，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必将是“文明冲突”，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区分的“虚线”会代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野，成为危机集中爆发的地带，文明将会是理解世界变革的一把钥匙。由上所述，亨廷顿对文明概念阐释的要点在于：第一，文明具有地缘性质和明显界限；第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会形成对立及相互敌视；第三，文明互动招致冲突。
实际上，每一种文明样态虽各有其特质，但文明之间的交往并不必然导致某一文明的式微，人类历史的发展恰恰是遵循着多线并行而非单线推进的逻辑。据布罗代尔所言，虽然基于地理环境的文化带是比较稳定的，但没有一种文明的边界是一成不变或完全封闭的，文明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是许许多多个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威廉·H.麦克尼尔和杰里·H.本特利同样指出，历史进程不仅发生在单个社会内部，还发生在不同社会之间，所有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相互撕裂的，而是处于不断的接触、交流和互动当中。
鉴于此，探察和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以整体性视野总结和归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与文明向度，注重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比较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既有文明的继承与超越，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所铺展的文明图景。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出场与文明特质
现代化反映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趋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因其具有启动时间早、技术先进与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等先发优势，在现代化事实层面先行一步，长久以来被视做现代化的经典样板，以致在很长一段时期，现代化在内涵和形式上几乎完全等同于西方化，世界上不愿被奴役和殖民的国家想要摆脱苦难境地，实现现代化，似乎只能效仿西方文明，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劫掠和奴役更为落后的国家。纵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崛起之路，以及维也纳、凡尔赛和雅尔塔等国际体系的建构历程，无一不反映着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深远影响，其他文明被迫接受西方文明，甚至由此走向欺凌和摧残更落后文明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文明的趋同倾向持续强化。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这是将社会主义文明由理论变为现实的尝试。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建立的以国有化、集体化、工业化以及指令性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由国家进行控制和组织的赶超型现代化模式，被定义为世界现代化的第二种模式，即“苏联模式”。这种模式极大启发了落后地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探索进程，并在中国形成了巨大影响。但是，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严重挫折，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宣告破产。面对冷战结束后的历史性变局，弗朗西斯·福山抛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文明的较量胜负已分，人类的政治历史不会再向前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由民主制将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项。
实际上，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为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沼的旧中国谋划走向现代化的独特方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与中国具体国情紧密相连的，这就意味着中国所要选择的发展模式和所要达成的革命目标既不是欧美式、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共和国，也不是照搬复刻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应当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新路。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结合中国实际，辩证地学习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和“真正好的东西”，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部分加快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勠力同心、接续奋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的飞跃，以自信开放的姿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有其鲜亮的文明特质。
一是文明发展的继承性与赶超性。近代以来，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和文明蒙尘，仁人志士们放眼世界，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尝试接受西方文明。与美国现代化扫荡式地将印第安人文明连根拔起不同，中华民族在探索现代化时，是背负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式现代化融贯有“大同”“小康”的理想、集体主义原则和传统义利观念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实为“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另外，为追赶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进度，中国式现代化践行赶超型发展理念，是由国家主导的、有计划推进的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具有明显的时空压缩属性。18世纪中后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国家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于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中较早开启了现代化进程，通过“串联”方式，递次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延续200多年最终实现现代化。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进国”，推进现代化的时间高度压缩，仅有西方国家的1/3—1/2，并且要在较短时间内推动“四化”同时并举和“并联”共进，时间之紧、任务之重与难度之大前所未有。极其紧凑的时间安排和不同时期发展任务的相互叠加，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打破现代化发展的线性逻辑，在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和有计划、有步骤的科学指挥下，借助科技创新，发挥后发优势，防范化解“并联”发展过程中积累叠加的矛盾和风险，谋求“非对称赶超”。
二是文明发展的整体性与普惠性。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口总数约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6。截至目前，世界上近30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总人口不超过10亿，尚不及中国一国人口数量。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对象。超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中国拥有极为充分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同时也相对拔高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门槛和难度。有学者提到，在德国、日本等国土相当于中国一省大小的国家里，10000个先知先觉者完全可以营造一种新风气，推动事业发展，但在幅员极其辽阔的中国，同化之难远甚于前，若仅有10000个先知先觉者，或许只剩下被包围消灭的命运。梁启超也指出，中国之所以“运动进步，常甚延缓”，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地域广大和人口众多。不可否认，庞大的人口基数、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等现实问题，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速度与节奏确有影响。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直面并解决这些突出问题的过程中接续推进的，所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同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模式存在根本区别，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设想的国家建设路径存在明显分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覆盖14亿人口的现代化，是“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
三是文明发展的持续性与协调性。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社会进步被片面地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应具有的综合性内涵被刻意掩盖，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恣意妄为，使得环境破坏、精神堕落和社会失范等乱象频发。恩格斯指出，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虽然短期内会取得预期效果，但长远来看，都会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因此，人类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也不能游离于自然界之外去支配自然界，而是应当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从相互联系而不是对立中去把握精神和物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齐驱并进，追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把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统筹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四是文明发展的和合性与世界性。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爱好和平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利玛窦在回忆录中曾言及，在他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后，得出如下结论：中国这样一个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纵然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拥有周边国家难以匹敌的综合国力，但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却从没有想过去发动战争，不会去“征服”和“扩张国界”，他们很满足于既得的东西，没有侵略的野心。习近平指出：“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次武装冲突或战争，从未染指或侵占别国领土，没有蓄谋发动过一次代理人战争，而是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趋势暗流涌动，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中国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新的增长极，在中国和世界的良性互动中构建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公共安全问题和南南合作问题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益中国和世界的协同发展、共同进步。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及其文明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九个方面，可分为四个层次。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中国化具象，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位居统率地位，是第一个层次。“五大文明”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和目标指向，为第二个层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推进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为世界谋大同的路径选择，是第三个层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上述八个方面的落脚点和文明结晶，为第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逻辑相通，全面覆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为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向度指明了方向。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并发扬了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更需要先进的领导力量来领导，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核心特征与必然要求。列宁系统论证过为什么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及怎样去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列宁认为，如果缺乏“革命家组织”的领导，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力量弱化和组织涣散的状况，难以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只有集合了无产阶级先进部分的政党，才能教育、领导广大无产阶级，从而整合社会力量，完成既定任务。毛泽东从中国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出发，论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假使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归根到底，就是要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征途上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面向得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是历经实践检验颠扑不破的真理。习近平强调：“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属于社会主义的文明范畴，与资本主义文明有着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时代任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实现了理论、现实和历史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全景展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文明画卷。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组成部分普遍联系、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与发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路径依托的，作为文明新形态主要构成的“五大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关联对照，也是相互联结、相互促进的。
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国贫民弱的悲惨状况。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物质文明领域取得一系列杰出成就，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建设方面的本质要求，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马克思指出，“民主的”一词本义是“人民当权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旨归。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完整的制度链条和行之有效的体系架构，兼顾过程民主、程序民主、结果民主和实质民主等多重取向，能够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一环。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所有文明共同体成员。不同于资本逻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文明贪婪攫取物质财富、忽视人的精神世界和主体地位，中国式现代化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兼重精神文明的独特价值。毋庸讳言，物质产品的丰富是所有现代化模式的共同目标和评判标尺之一，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应当并行兼重。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凝聚精神伟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涵养情操，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际影响力，需要久久为功。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建设方面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可是如果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那就只能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剩下的绝大多数人便没了富裕的指望，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习近平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渊源，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向好。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反映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核。人类共有一个地球家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境遇。马克思指出，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人“无机的身体”。生态兴则文明兴，自然界提供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理应建立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绕开“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歧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寻求发展和突破。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尊重和保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如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滥用暴力、恣意扩张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蛮横输出自身价值观的粗放式“文明”征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习近平适时提出涵盖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个维度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呼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跳出全球化的浪潮，成为一座自我封闭的“孤岛”，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风险挑战。而且，一国文明如果妄自尊大，盲目排斥外来文明，是难以久立于世的，唯有秉持包容精神，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该文明才能充满活力。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言：“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时代潮流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正确选择，回应了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发展进步的一致诉求和普遍关切，传承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文化基因，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国强必霸”的逻辑大相径庭。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和感召下，以文明交流、互鉴和共存取代文明隔阂与冲突，在不同文明的沟通交融中不断优化自我，与各国人民共同应对全局性风险和难题。
其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是一个世界现象，指向一种文明进步。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较为主流的现代化道路无外是社会主义文明的现代化道路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曾经选择并试验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道路。但是现实证明，这条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以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起初，中国主要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但是，苏联模式很快就显出弊端，它并不能很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也存在短板。习近平指出：“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具体国情，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世界文明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途径和全新选择，也为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升华了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系统推进了“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开辟了世人向往的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宽了世界文明的维度和向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九个方面，既是要求，也是方法，它们彼此之间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顾此失彼，它们统一构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同时以四个层次的文明标的，共同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向度。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文明特质与文明向度，体现出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及其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与超越，以及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更新，并显示出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与历史性超越，锚定了其所创造的新文明形态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坐标。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拓新了社会主义文明叙事。列宁在思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依靠国家政权进行赶超型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时，提出过两个著名公式，第一个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第二个是社会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普鲁士的铁路秩序，再加上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以及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的总和，基本擘画了当时苏俄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模块与愿景蓝图。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日渐形成，国家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快速推进与农业集体化是其突出重点。这对于巩固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抵抗和反击二战中法西斯阵营的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等无产阶级政党对于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认知。毛泽东等人多次强调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用以指导中国实际，甚至有过“照抄苏联”经验进行经济和工业建设的情况。不过，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意识到照搬苏联模式的危害。毛泽东审慎指出，对待苏联经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得失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带领中国人民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
后来，苏联的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缺点和局限。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僵化死板、缺乏生气，改革步履维艰，为特权阶层提供了奢靡腐败的温床。戈尔巴乔夫坦承，苏联居民中存在一个对国家、行政及社会生活有着不可估量影响力的非法的特权官僚阶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依靠官僚特权衍生出的经济实体如“共青团经济”，收益仅有5%上交苏共中央，其余大都被装进了私人的口袋，严重侵害了国家的利益。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穷，直至最后苏共垮台，国家分崩离析，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不计其数的苏联原高级官员，通过“合法”手段公开占据国有财产，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寡头利益集团的新贵。
而且，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世界的过程中，忽视了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其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愈发凸显。及至苏联解体前夕，在苏联所有的部门中，除了军事工业较为繁荣外，民用工业与民用科技等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是相当落后的。同时，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错误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苏东国家的自我封闭。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苏联经济的单一性、内向性与经济全球化的多样性、多元化日益不相适应，苏联模式的备战性，也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益不相协调，最终在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与之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在所有制、分配制度和交换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及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更有利于调动和激发经济活力，促推中国经济保持数十年的高速增长，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并且，中国式现代化尊重和保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积极学习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其他现代化道路的宝贵经验和有益成果，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衔接起来。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勇于开展自我革命，同苏共变质、蜕化、最终丧失领导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进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既往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态。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并焕新了中华文明篇章。纵观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取得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大多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和文化赓续，都建构于这一民族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经验之上，显现出各具特色的文明特质。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历程、生存境遇，决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历史地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其所绘就的文明画卷衍生于中华文明长河，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营养，拥有蓬勃生机和深厚发展潜力。而且，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等特点，对世界文明展现出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博大胸襟，摒弃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同时秉承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坚持守正创新，既传承历史文脉，又融合现代文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不断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以“两个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范式。伴随着全球市场与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世界上少数资本主义强国，凭借强大的工业体系、科技和军事力量，大肆向落后国家、地区进行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在血与火的征服中扩张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一过程突出表现为单向度的欺凌和掠夺，被压迫民族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少数国家如日本推行“脱亚入欧”，吸收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依靠对周边国家的武力压服、经济掳掠和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压榨，迅速跻身于帝国主义强国行列。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其生产力发展及世界市场开拓，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迫使一切不愿接受灭亡厄运的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变成资产者”，复制和推行资本主义文明，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
在最初的这场世界性文明碰撞中，文明的传播扩散是单向单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掌握着近乎绝对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弱势国家与民族的本土文明前景黯淡，生存空间被急遽压缩。就中国而言，近代以来的国难民殇，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收场，标志着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之一的洋务运动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较量中落败，这激起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此后，新的救亡方案争相出场亮相，陈序经等人偏激地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全盘西化”和“文化替代”，进而走向现代化的主张便是较具代表性的一种。
固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崇尚科学、尊重法治等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其工业化、市场化水平和科技实力等也相对较高，以致在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成为多数后发国家竞相追逐的靶向与参考。但时至今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地区军事冲突的频繁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与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等资本主义社会痼疾无法根除，财阀操纵、虚假民主和政党掣肘等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面具屡被揭穿，世界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疲态尽显，“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从深层次上看，西方文明的相对衰落正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陷和西方治理体系的现实危机等结构性因素促动的。
相较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人民立场，关注“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状态的不断改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关心事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方方面面，不断丰富人民精神生活，超越了资本逻辑下人的重要性被物质利益所遮蔽的异化困境。在发展理念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依靠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生产关系调整推进高质量发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跳脱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依靠侵略扩张、剥削压迫和无限制榨取自然资源的窠臼，规避了由资本野蛮生长和无序膨胀导致的经济社会危机与治理难题。在处理不同文明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形成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安定，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冲突”和“修昔底德陷阱”等逻辑怪圈。
不过，中国式现代化所开辟出的新文明图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是超越而不是完全的否定，二者亦有共性可循。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里所指“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便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等现代化本身的客观要求与应有之义。这些要求是任何一个想要迈进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的，直接影响到一国现代化的成色和质量，中国式现代化当然也要遵循这一理路。
五、结语
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现代化涵盖科技革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等多重维度，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的全球性历史发展过程，引起了人类文明的深刻变化和系统性变迁。以大历史观视之，现代化绝非人类发展进程的最高阶段，而只是人类历史上的大转变、大飞跃，是一个不断否定自身，继而向更高层次跃进的过程。同时，现代化又是一个极具地域特殊性和文明规定性的实践范畴，没有定于一尊的固定程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华文明之本来，吸收世界文明之外来，努力建设凸显中国价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将来，既合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前进趋向，体现着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